博彩行业的财政角色再思考

在地方财力趋紧、寻求新型税基的背景下，博彩行业常被视为“快钱”的来源。然而，若仅以财政收入衡量其价值，容易忽略结构性风险、社会影响与长期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。一个更稳健的视角，是将其置于税收、监管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交叉点，重新审视其真正的财政角色及边界。

从财政机制看，博彩行业通过税收（如GGR税）、牌照费、分成以及公益基金进入公共财政体系，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与部分就业。但关键不在“多少”，而在“质量”与“可持续”：收入是否稳定、是否避免对单一税源的依赖、是否与监管能力相匹配，决定了它对公共财政的正面效应。

收入的波动性与依赖度，是政策评估的第一关。博彩税多与消费与旅游周期高度相关，景气回落时易形成预算缺口，反之在繁荣期又可能滋生“财政幻觉”。实践表明，将这类税源限定为弹性支出或逆周期储备，更能降低公共预算的风险。

以澳门为例，博彩税长期占据财政收入高比重，带动经济发展与就业，但疫情期间的骤降暴露依赖风险，随后推动产业多元化与监管强化。这一案例提醒我们：“高占比”并非成功的充分条件，财政韧性才是核心指标。

自然引用一些国际经验也有启示。英国国家彩票将公益基金定向支持文化与体育，提升社会影响的可见性；美国多州将彩票收入用于教育，但研究发现存在替代效应——一般税收被“挤出”，教育总投入未显著提升。这说明“公益金”设计需注重增量性与绩效评估，而非仅靠标识。

财政视角还必须计入社会成本。成瘾治疗、治安与家庭支持等支出会反向侵蚀税收收益，净财政贡献取决于监管强度与责任博彩机制。将行业征收的责任博彩附加费，用于独立、可审计的预防与治疗项目，是提升净效应的要点。

数字化与跨境流量重塑税基，也对监管与公共财政提出新要求。线上博彩的“消费地归属”、数据报送与反洗钱协作，需要税收规则与跨境监管同步升级，防止税基侵蚀并维护公平竞争。

面向政策落地，可遵循三条原则：其一，避免将博彩行业视作万能税源，控制财政角色的占比与波动；其二，优先采用以总博彩毛收入（GGR）为基础的税制，配合分级税率与牌照管理，兼顾合规与竞争力；其三，公益基金实行“封闭运作+绩效问责”，设置支出上限与明晰的社会影响指标。在此框架下，博彩行业的财政角色能更好地服务公共财政、监管与社会福祉的平衡。